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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譬如一個人，臉上長了一個瘤，額上腫出一顆瘡，的確是與眾不同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，可以算他的“粹”。然而據我看來，還不如將這“粹”割去了，同別人一樣的好。 ——魯迅《熱風》保且居今日之世，講今日之學，未有西學不興，而中學能興者；亦未有中學不興，而西學能興者。——王國維《道術與天下》《國學開講》
　　（上接B02版）
　　存廢之爭到書單之爭
　　1918年11月，魯迅在《新青年》雜誌上對“保存國粹”表達質疑，認為一國獨有的事物未必是好東西，不一定值得保存。他諷刺道：“譬如一個人，臉上長了一個瘤，額上腫出一顆瘡，的確是與眾不同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，可以算他的‘粹’。然而據我看來，還不如將這‘粹’割去了，同別人一樣的好。”
　　在新文化運動前後，學者們對國學時有論爭，簡單來說，是傳統與反傳統的立場的對立。魯迅反傳統，自然有人擁護傳統。其中，“書目之爭”橫跨數年，胡適、梁啟超、吳稚暉、梁實秋等人加入論爭，最具有代表性。
　　應《清華周刊》記者的邀請，1923年，胡適為即將赴國外留學的清華學生列出“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”，以便學生在短時間瞭解國故常識。他開出的書目分為“工具”、“思想史”、“文學史”三個部分：14種工具書中甚至包括《世界大事年表》、《佛學大辭典》；思想史書目有92種，以先秦諸子、佛經、理學為主，時人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也收錄其中，還包含胡適本人的著作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；文學史書目有78部，其中“歷來被視為俚俗低下的元曲、雜劇、傳奇、話本、小說也占據了近一半的篇幅”。胡適認為，這一書目不僅私人可用，“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公共圖書館之用”。
　　沒想到，胡適列出的書單，連邀請者都提出質疑，認為所涉國學範圍太窄，“思想史與文學史便是代表國學嗎？”，轉而邀請梁啟超。梁任公批評胡適開列的書單“文不對題”，更驚訝胡適的書目里竟然沒有史書，“不見《尚書》、《史記》、《資治通鑒》的蹤影”，而梁啟超認定“史部書為國學最主要部分”。他新開了一個國學入門書目，範圍廣，說明精要，不僅在當時反響熱烈，時至今日，仍然極具價值。
　　吳稚暉則把國學和小老婆、吸鴉片聯繫起來，認為國學乃臭古董。他表示，整理國故尚不到時候，當前之要務是發展物質文明。“……人家用機關槍打來，我也用機關槍對打，把中國站住了，再整理什麼國故，毫不嫌遲。”吳稚暉寫道。
　　在學者餘世存看來，無論是胡適，還是梁啟超，對國學書目的理解皆偏狹隘，“他們忘了進入國學有四萬八千法門，如何讓普通的中國人感知中國的心靈，是知識人應該考慮的”。餘世存進一步解釋道：“直到今天，國學書目在我們大眾心中仍是繁難的，例如一部《論語》，每一代學人中都會有無數人在上面蓋自己的名章，國學卻沒能完成社會化、大眾化。這正是當代人仍不能不面臨的歷史任務。”
　　中西通才的涌現與衰微
　　在晚清民國，即便某一段時間西風強盛，甚至主張“全盤歐化”，也有學者提出“與西學互相溝通”，融合中西文化。可以說，這是百年國學的又一個主旋律。
　　王國維認為，中西二學盛則俱盛，衰則俱衰，風氣既開，互相推助，“且居今日之世，講今日之學，未有西學不興，而中學能興者；亦未有中學不興，而西學能興者。”
　　即便如此，西學占據主導地位，深刻影響著中國。在西學的衝擊下，過去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，正一步步退出歷史的舞臺，從晚清開始，新的學科體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標準建立的。中國傳統講求博通之學，培養通才，已無落腳點，影響持續至今。
　　1925年，吳宓出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主任。當年9月，面對入校學生，他發表開學演說，提出國學院“非為某一校造就師資，乃為中國培養通才碩學”。在當時的情境下，提出培養“通才碩學”，而不是某一領域的專門學者，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。
　　吳宓聘請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、趙元任擔任導師，世人譽為“清華四大導師”。在短短的四年時間里，清華國學院招收74名學生，其中涌現出陸侃如、王力、謝國楨、蔣天樞等大批名家，成為一個“學術神話”。
　　錢穆一生秉承對中國傳統的堅守，致力於培養通才。在《中國學術通義》序言中，他提出：“中國傳統，重視其人所為之學，而更重視為此學之人。中國傳統，每認為學屬於人，而非人屬於學。故人之為學，必能以人為主而學為從。當以人為學之中心，而不以學為人之中心。故中國學術乃亦尚通不尚專。既貴其學之能專，尤更貴其人之能通。故學問所尚，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，而不尚為學術分類，使人人獲有其部分之智識。苟其僅見學，不見人。人隱於學，而不能以學顯人，斯即非中國傳統之所貴。”
　　陸懋德是清華大學歷史系首任系主任，他提出要造就“中西並重”的全才。1942年，對於國學，他卻大失所望：“民國以來，治國學者，多循一時之尚，而入於瑣碎考證之學，故三十年之結果，竟無全才可用。”
　　這一文化失落，從未停止。2009年，新清華國學院成立，對於“專才”與“通才”，該院副院長、學者劉東在《道術與天下》一書中痛陳道：“打個比方，如果人類的知識構成，在任何堪稱正常的傳統社會，其所謂‘專’和‘通’或‘約’與‘博’的比例，大概都只會是三七開，那麼，到了工業革命以後，這兩種學識間的比例，就率先從西方開始滑坡，逐漸發展到了五五開、甚至六四開；按說，這樣的一種現象，已經是夠不正常的了——而我們竟還要變本加厲，基於對西方文明的偏頗總結，繼續朝一個明顯的偏向滑落，終於滑到了七三開、八二開，甚至九一開！”
　　被異化的“國學熱”
　　1949年至80年代，可以說是“國學冷”時期，國學、學人或被批判，或被邊緣化，個中滋味百感交集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空氣相對自由開放，“尋根熱”應運而生，其中，探尋中國傳統文化者不乏其人。至九十年代，用國學家樓宇烈的話說，“‘國學熱’從夜裡悄悄升起”。
　　餘世存重新感受到“國學熱”，是在2004年。前一年，被稱為“權利之年”，民生、民權被著力強調。到了2004年，突然停頓、轉向，文化活動活躍起來，其中更重要的文化事件是“甲申文化宣言”，9月由季羡林、任繼愈、楊振寧、王蒙等人發起。
　　對於這一宣言，餘世存認為缺乏交流的對象，“是自我表演作態”。他同年寫下《老調子不會唱完》一文，“今天看來，那篇文章幾乎是一篇預言”。2011年，在回顧“新世紀國學熱的發展”時，清華國學院院長陳來則認為，這一宣言“反映了政府、專業學者、學術界、知識界、文化界一種面對全球化挑戰的對於中國文化的‘共識’”。
　　與此同時，更多“國學熱”的因子從民間開始聚攏、發力。2005年前後，依托央視《百家講壇》，通過易中天、於丹、閻崇年等人的講述，孔子、老子、曹操、清朝十二皇帝，進入人們的視野，相關書籍、影像製品暢銷一時，由此引發的“國學熱”餘波至今未歇。有學者認為，這“契合了現代社會壓力下人們突破浮躁社會風氣、從古代思想精華中尋求自我心靈平靜、平衡生活的心態”。
　　國學班、國學夏令營、現代私塾也層出不窮。家長們花高額費用，送孩子學國學，誦讀經典，體驗傳統文化帶來的樂趣，試圖找回應試教育中所缺乏或被壓抑的部分。在企業管理層面，國學同樣被視為偏方，管理者不只想求得個人內心的平靜與充實，更著眼於用國學來管理企業。
　　對於國學的現狀與未來，作為清華國學院的副院長，劉東甚為焦慮。他描繪了理想的國學教育：“比如孟子故里，撥多少億，蓋更大的樓堂館所，有意思嗎？要恢復國學，就是要恢復這裡的琅琅讀書聲，恢復整個文化生態，孩子長大知書達理、誠實守信，讓當代的孟母們一看，想搬過去。”
　　【拓展閱讀】
　　《道術與天下》 劉東
　　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
　　篇幅所限，探討國學時，未涉及“漢學”。其實，二者可謂雙生花，即使旁觀者視之，也會滋味雜陳。學者劉東面對海外漢學的專業、扎實、廣博，不免心生焦慮。當然，這本書不只是談漢學研究，其中“傳統研究”和“教育研究”皆有獨到見解，值得細讀。
　　《國學開講》 範曾
　　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
　　範曾雖爭議不斷，但宣講國學，“在國學的普及這一方面，有積極作用”。他認為國學的當代意義，是“抵達人類心靈的快樂與自由”，確實如此，這正是社會所需，亦是人心所求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國學百年流變：從救亡火種到教育偏方(2)）